社论说，从政治理论面看，沈富雄希望“行政权”和“立法权”能同归一党的说法，其实并不符合“民主政治”鼓励制衡的原理。但从实务面看，沈富雄之所以提出如此“破格”的见解，正是洞悉了制衡理论在现实上已被政客玩弄殆尽，甚至已达使“民主政治”无法运作之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解方看来或许太过简单而直接，却透显了这位“政治孤鸟”对台湾政治的冷眼和苦心。

　　台湾“民主制衡”精神的沦落，问题不在“在野党”的杯葛，而在“执政党”的傲慢和偏见，既拙于施政“治国”，却又吝于接受不同的意见，宁可承受千夫所指也要硬拗到底。民进党“立委”王拓批评沈富雄说，台湾“朝小野大”的问题，全出在国亲两党不愿扮演“忠诚的反对党”；这是最典型的民进党推诿策略。

　　反过来看，民进党又何曾善尽“忠诚执政党”的责任？且不说“朝小”的扁“政府”从来不将“野大”的反对党放在眼里，它失德失政却又不容舆论批评、不许百姓呛声，它眼里还有人民吗？民进党骂蓝营是“不成熟的反对党”，它自己何曾像个“成熟的执政党”？

　　社论说，沈富雄的“台湾盛世梦”，听起来遥不可及，但他开出的解咒处方笺，主要就是在戳破这层民主假象：不愿接受任何节制的权力，才是民主灾难之源。这项提醒，对台湾选民而言，也有一种特别切显的意义。

　　因为多年来，台湾选举已出现一种自动平衡的功能：上次选举某一阵营大胜，下次选举中间选民会移向另一阵营；这种钟摆效用，让一次获胜的政党不致得意忘形。现在，沈富雄要提醒的是：规律的摆荡如果已造成了台湾僵持及内耗不前，那么大家必须合力打破这个钟摆规律，才能解除台湾“民主”的内耗魔咒。

　　社论说，不可讳言，台湾的政治对立，其实远比沈富雄诊断的病情还要复杂许多。在沈富雄的政党政治想象中，“朝野”双方还能有妥协余地，以及彼此共同的“国家”目标；但民进党将政党竞争上纲为统“独”对峙，“内部矛盾”已变质为“敌我关系”，蓝绿还有和解、共生的余地？

　　更何况，当陈水扁胆敢对人民喊出“太平洋没有加盖”、“嫌台湾的人游出去”，民主实已沦为个人民粹的填塞物；当权力已毫无界限可言，再谈什么制度、谈什么尊重，都是太奢侈的事了！

　　社论表示，在年届七十之龄选择退党，还念念不忘做一个“台湾盛世梦”，沈富雄究竟是勇敢，还是天真？最后的答案，其实不在沈富雄个人的主张有多强烈，而在对台湾盛世仍怀有渴望的人民有多少。而要挑战的，则是台湾人民愤世嫉俗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