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智慧或理念之爱，同样也是一种欲望，一旦哲人掌控不好，并带着爱欲进入政治生活，那走火入魔也就指日可待了

　　公元前368年，柏拉图应叙拉古的僭主戴奥尼素之邀，就有关公正的国家观念和公正的社会秩序问题，向这位年轻的暴君传授他的思想的基本原则。结果柏拉图和他的朋友遭受了种种磨难，不仅他的思想没有丝毫改变城邦生活被僭主暴政左右的命运，“重回叙拉古”也成了柏拉图时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热情与幻灭的代名词。

　　马克·里拉的这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涉及了从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到福柯、德里达等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哲人，本书通过个案研究的手段，探讨20世纪欧洲的“叙拉古现象”——一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暴政统治。作为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的教授，马克·里拉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角度，游刃有余地将这些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脉络与20世纪壮阔的政治历史相结合，使这本书更像一部适合非学院读者的浓缩版现代政治思想史。

　　书的后记“叙拉古的诱惑”清楚地指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知识分子产生亲暴政思想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为此马克·里拉考察了多种角度。首先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观念史来看，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暴政特质的启蒙运动与以弥赛亚情结为代表的宗教狂热，虽然可以分别与极权统治图景重合，但启蒙本身就是与宗教传统的疏离，在解释同一种现象时这两种观念互相排斥、无法并存。

　　其次，考察欧洲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史，基本上可以分为具有浪漫献身精神的、背负着特殊的“普遍性”的法国德雷福斯知识分子，和具有笛卡儿式理性主义、“非政治的”德国知识分子。雷蒙·阿隆指出：萨特在二战后无情地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所做所为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天真的对“权力”的“人文”反抗，是一种真正的虚无；哈贝马斯则指出德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其对精神内在性的迷恋和非政治的立场，生活在虚幻的知识世界中，正是这些幻想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将纳粹暴政看作“精神和文化重生的开端”而加以投入。然而在马克·里拉看来，方向迥异的两种解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欧洲来说都不能成立。

　　天才哲学家科耶夫早就意识到：“远在2400年前希腊发生的一些事，其实是一切事情的源起与答案”，马克·里拉同样把目光投向了古希腊，书的后记试图以柏拉图三入叙拉古喻示这些思想家对极权主义和暴政视而不见的根源。柏拉图一再地相信至高无上的力量爱欲（eros）终会将戴奥尼素引向哲学之路，往复三次最终还是归于失败。柏拉图就此作出了反思：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策力，爱欲既可能将人带入哲学王的最高境界，也可能带入僭主的最低境界。正是爱欲这种既能指向至善又能指向大恶的特别之处，才能解释“哲学家在世俗政治中的危险性正是启发了他的哲学思考的同一种激情”。

　　由此得以解释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们的存在：海德格尔将普遍同质的国家看作“恶魔”、毁灭精神世界的撒旦，他不顾一切挽救形而上学，正是为了挽救失去理念的欧洲；科耶夫则在洞穿了哲人之死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之后，转身投入对欧共体的设计，企图建立一个拉丁帝国（Latin Empire），以防止技术同质化的国家对欧洲理念的毁灭。而哲人这种对虚无主义具有使命感的排斥，却恰恰支持了暴政和极权。

　　古希腊人认为爱欲是宇宙的原动力之一，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更直接说哲学就是爱欲。哲学家一旦走火入魔受了爱欲的驱使进入政治，支持极权以百姓为刍狗也许是必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