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录如下：

　　美国驻伊拉克部队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将军近日在美国会作证时，声称自从美国增兵以来，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有所改善，但是仍建议将驻伊美军的撤军行动暂停45天。如此一来，如《纽约时报》社论批评，白宫原来以增兵来实现撤军的宣传，眼看便成了一句空话。

　　美军指挥官的国会证词，说明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改善只是表面现象，伊拉克内部的派系纷争，其实有增无减。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仇杀近来固然有所下降，可是连《华盛顿邮报》都承认这主要是因为两派原先杂居地区的“人口清洗”已经大致完成，双方“脱离接触”，而并不是教派仇恨的减少。

　　最近一段时间来，从首都巴格达到南部重镇巴士拉，伊拉克什叶派之中爆发日益严重的内部冲突，显示伊拉克四分五裂的“部落化”，已经从教派之间向教派内部演变。

　　最新的“什叶派内战”，起源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两个多星期前派遣数千名“政府部队”前往巴士拉，试图强行接管听命于萨德尔的迈赫迪军与其他什叶派武装的地盘，因而导致剧烈冲突和巷战。在美国空军直接支持下，“政府部队”还是未能取胜，而以伊朗促成的停火收场。

　　这一行动同时又导致首都巴格达萨德尔区的迈赫迪军的反击，尤其是不断炮击美军总部和伊拉克政府所在的“绿区”，造成美方不少伤亡。

　　这场“什叶派内战”的情况相当复杂，特别是有报道说反对马利基政府的，除了听命于萨德尔的迈赫迪军，还有从迈赫迪军分化出去的更激进派系。而伊斯兰Dawa党党魁马利基总理指挥的所谓“政府军”，其中坚力量其实是隶属于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原名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巴德尔民兵。

　　但是在扑朔迷离的乱局中，还是可以看出当今“什叶派内战”主要分野：这便是伊拉克什叶派内部的“海归”派和“本土”派的冲突。

　　先看政府总理马利基。他早在1980年就被萨达姆政权缺席判处死刑，被迫流亡海外，长期在伊朗、叙利亚等地居住活动。直到在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才和大批伊拉克海外“民运领袖”一起“空降”回国。

　　至于哈基姆家族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则完全由伊朗一手扶植，成立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其巴德尔民兵武装由伊朗装备训练，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直接加入伊朗军队与萨达姆作战。最高委员会现领导阿卜杜拉·哈基姆本人在伊朗居住了20多年，也是像马利基那样，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才“衣锦还乡”。

　　对比之下，领导迈赫迪军的萨德尔，整个家族在萨达姆时代一直不顾巨大的个人风险，坚守伊拉克国内，其父兄因此被萨达姆杀害，萨德尔则靠当时资格太嫩而幸免于难。这一忠于“本土”的家族牺牲历史，使得萨德尔在什叶派基层具有很大的信誉和号召力。

　　这样的“海归”派和“本土”派之争，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背景。这是因为在萨达姆专政时期，有能力和渠道流亡海外的，多半是上流社会人士。因此今天伊拉克的“海归”派，也以上层社会为主。而被迫滞留国内、饱尝萨达姆铁拳的，自然多是无钱无势的“无产阶级”。因此今天萨德尔领导的“本土”派，主要以什叶派下层贫民为社会基础。

　　这样一来，“什叶派内战”在“海归”和“本土”之争之外，更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层次。

　　在国际上，伊拉克什叶派的“海归”和“本土”之争导致了相当诡异的局面。

　　首先是“海归”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以美军为军事靠山，使得“本土”派打起“反美”旗号作号召。而穆斯林和什叶派世界今天的反美领袖，非伊朗莫属，以致华盛顿口口声声指责伊朗是迈赫迪军后面的“黑手”。

　　可是在另一方面，从马利基到哈基姆等“海归”派领袖，无不在长期流亡中，与萨达姆的死对头伊朗结下了深刻的渊源和关系。哈基姆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更如前所述，更在两伊战争中站在伊朗一方，对“祖国”开战。这不仅是“海归”派目前在国内宣传战中的软肋，更使得伊朗在伊拉克这场“什叶派内战”中左右为难。

　　伊朗前些日子完全撇开美国，直接主持什叶派内部停火谈判，固然显示了德黑兰干预伊拉克内部事务的能力，也反映了伊朗在这一冲突中的尴尬处境。伊朗所以一面支持萨德尔反美，一面又表示理解马利基政府“绥靖”民兵组织的必要。

　　至于华盛顿，对“什叶派内战”固然有旨在“分而治之”的推波助澜，但是在“海归”和“本土”两造之间，也有与德黑兰类似的两难抉择：一边是表面上亲美的“海归”派与伊朗的深刻关系，另一边是“本土”派强烈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是抵制伊朗影响力的潜在工具。

　　在如此国内外势力和影响交织的复杂局面下，伊拉克的“什叶派内战”下一幕如何上演，人们只能拭目而待。(于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