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梅什的话并非臆断。据印度《商业旗帜报》援引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全球食品市场报告说，印度的谷物消费量预计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的１．９３１亿吨增加至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的１．９７３亿吨，增幅为２．１７％；而美国同期的谷物消费量从２．７７６亿吨增至３．１０４亿吨，增幅高达１１．８１％，占世界谷类消费量的比重从１３．４６％升至１４．７４％。不难看出，布什的论调颇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农业权威专家指出，此次粮食危机从酝酿、发展到凸显这几个阶段，无不与发达国家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危机爆发前，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严重扭曲，极大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全球粮食库存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在危机发展阶段，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后，石油价格飙升，农用燃料和化肥等成本增加直接导致粮价上扬，更严重的是，石油价格上涨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汽车与人争粮愈演愈烈，粮食供给状况进一步恶化。在危机凸显阶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金融动荡，投机资本大量涌入粮食期货市场哄抬价格乘机渔利，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供给的失衡状态。

　　因此，单从此次危机形成的主要直接成因看，把引发粮食危机的罪责推向发展中国家毫无道理。事实上此次全球粮食供给失衡还有着长期的、更深层的动因，这也与发达国家的政策有关。联合国新任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就指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重低估投资农业的必要性”，迫使承受国际债务的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粮食安全为代价，改种出口创汇的经济作物。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也不容低估。最近几十年，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强大且集中的粮食集团和联合体。一方面，这些集团垄断全球粮食生产投入环节，使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性投入逐步集中，如德许特所言，美国孟山都公司和陶氏公司等大企业掌握着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种子、化肥和除草剂等产品的专利权，却让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买不起生产资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这些集团致力于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多数在资金和技术上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被迫让出国内农产品市场，导致当地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从经济层面看，商品价格变动与供需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此次粮荒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表层原因和深层结构性因素相混杂，把危机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少数几个国家的消费量变化未免有失偏颇。真正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对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深层根源进行反思，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抑制粮价上涨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主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诿和转嫁责任无益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