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闷热的下午，三官堂岔路口长满杂草的古碉堡旁，几滴夹杂在微风中的雨点打在王成仁老人的脸上。“下雨了，老人家你在看什么？赶紧回家吧。”旁边卖报纸的大姐搞不懂，老人为何爱佝偻着腰，在这座废弃为环卫工堆放杂物的灰砖墙边久久停留。
　　她并不知道，老人仰头望着的，是载着130年历史的一扇时光之门……

俯瞰碉堡像口井

    清末时期：碉堡见证四川近代工业开端
　　时光还得回溯到1878年3月的成都东门下莲池街。时任清政府四川总督的丁葆桢排除众难，创办了制造洋枪洋炮的四川机器局，这就是南光机械厂的前身。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成都工业建筑的代表，四川机器局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并施工的早期工业建筑，当时厂房约百余亩，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每座门旁都矗立着一座高约3层楼的坚固碉堡。从铁梯爬上碉堡俯瞰，不仅可以看清整个188间西式厂方的布局，还能远眺望江楼、川大等。
　　整座碉堡均用青砖砌成，共有3层，下两层均留有射击孔、瞭望孔等，第3层设有4个炮台。据史料记载，当时三官堂附近的九眼桥码头相当发达，水运航线四通八达，修建碉堡的砖、水泥等都是从德国运来的。1909年，四川机器局更名为四川兵工厂，该厂不仅生产步枪和弹药，制造机关枪和新式炮，还加大扩充，银圆局、造币厂、白药厂、制革公司等继之而起，四川近代工业至此开端。
　　四川作家郑光路年少时到望江公园随70多岁的陈师爷习武，就常听见不远处“砰砰砰”的试枪声。
    抗战时期：碉堡写着工友的血泪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军阀混战，兵工厂经历了多次关闭、开工、转手、更名。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兵工厂改为五十兵工厂，当局对该厂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而此时的碉堡也演变成禁闭工人的第一关口。“铜四两，铁半斤。”尽管王成仁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但说起这个老厂规，他仍能脱口而出。1941年，刚满14岁的王成仁从华阳来到兵工厂当铸造工学徒，一进厂就被老师傅们三番五次地告诫这个严令。“铜四两，铁半斤”是指当时的搜查制度，如果工人出厂时身上夹带了超过4两的铜或半斤铁，就会受到被关入碉堡的惩罚，短则几天，长可达数月。那时，东南西北四个碉堡都安排了稽查，稽查们穿着笔挺的黄色制服，有的持棍有的佩枪，低低的帽檐下总是射出让人感到寒意的眼光。
　　当时的工人受尽剥削，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学徒的工资只够糊口。有胆大者就在腰包、衣服里夹带点铜、铁或棉纱，偷出去变卖了抵一点家用。可一旦被稽查搜到，就会立即被锁进碉堡的铁门里，任风吹日晒，每天只能吃变馊的食物。有人为了逃出去，就等到夜深人静时，裹着铺盖从炮眼里爬出去，摔倒地上后连夜逃出成都，不幸被捉回来的都会被打得半死。“那就是一个魔窟。”对王成仁来说，那4个碉堡就是4座装满了工友血泪史的临时监狱。

花木从中，碉堡显得很孤独

    新中国成立后：孤独守望尘封失去的时代
　　1949年底成都解放，兵工厂变成了四川省机械厂，后来几经改革变成了南光机械厂，现在则成为了一家民营企业。随着工人们当家作主，碉堡作为临时监狱的功能已不复存在，逐渐废弃成为了老成都的一道风景。
　　2006年，原南光机械厂迁到郊区，开发商对老厂房进行拆迁，4座百年碉堡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请救救成都最后的碉堡！”不少市民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保护处处长朱小楠立即通知成都市文化局和规划局等相关部门赶往现场。“可惜我们去晚了，只剩下东面一个碉堡了。”朱小楠很遗憾。
　　不幸中的万幸是，经过协商，东面的这座碉堡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被佩戴上三官堂31号附1号的“身份证”，正式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工业遗产能帮助我们回忆一个时代。”朱小楠说，这座碉堡反映了洋务运动对四川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它比成都唯一的国家级近代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保路运动纪念碑都还要早；从空间上看，它的建筑材料和理念又吸取、运用了西方建筑的优点，是近代产业化的纪念碑。“我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昨天下午，与碉堡孤独相守的王成仁老人告诉记者，或许知道这些老故事的人已寥寥无几了。过不了多久，他也将搬离这个地方。他说，不知道他走后，这座碉堡会不会比他还要孤独。 记者童星燕摄影刘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