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刊载的这篇署名文章称，该情景有如数年前的翻版：2005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及外汇管理局长的郭树清空降建设银行，以中央大员姿态，力挽建行几任高层“落马”颓势，一手促成建行上市。

　　文章认为，金融高官调掌大型商业银行，乃中央近年一贯思维：他们对高层意图心领神会，进入改革攻坚中的商业银行，可上情下达，统一思维，加快步伐。

　　项俊波出任农业银行，高层思路清晰可见：作为一家属员近50万、坏帐累累、案件频发偏又身负农村金融改革重托的银行，中央希望农行股改上市既快且稳，央行大员入主“镇得住”；同时，项俊波携央行及审计署背景，对农行不断发生的金融大案有遏制作用——两月前，河北邯郸农行5100万人民币监守自盗案，暴露银行监管制度有章不循、用人不善的漏洞。

　　农村金融问题在中共高层思维中占据重要位置，农业银行股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定位于弱小式微的农村金融，却要实现庞大的“整体上市”，农行股改可谓“输不起”。 在农行改制的重重困难面前，国家意志居主导地位，金融高层换将代表了决心。

　　在农行走马换将同时，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调任光大集团董事长，重组中的光大银行成为唐双宁履新首役；从农行股改中全身而退的原农行行长杨明生履新保监会副主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则由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主任徐风升任。

　　对于内地金融界高层的轮换，香港商界向来难以理解。与几年前中国移动董事长调任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引起的风波相同，港金融界有人认为是缺乏逻辑的行政行为，毕竟彼此体制有异，在香港高层管理人员调任，或因未符董事会预期被聘，或另有升迁自动离职，郄鲜有进入竞争对手门下，或由官方指派在官府和企业门庭间转换。

　　文章指出，内地这三位金融高官走马上任，难免再度引发外界对中国金融领域独立性的担忧。

　　但了解内地情形的专家认为，金融管理层轮换，乃现实间不得不为之的抉择。一是内地有经验之金融管理层在数量上有缺口，顾不上竞争对手间避嫌或者官企之间的形式界限；二是轮换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结党营私或集体贪腐。

　　文章称，尽管国外对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银行高官任命颇有诟病，但或许在金融体制更加完善、金融人才更加充裕的将来，内地方能找到一种治标治本之策——当然，也是符合国际公司治理规则的办法。